黄炎培先生在1945年曾经提出过一个“历史周期率”问题，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的特色现象。在这个现象背后，似乎有有一条不可逆转的规律：兴盛起来势不可挡，灭亡的时候也迅速土崩瓦解，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其实，不仅历代封建政权如此，中国的其他问题也同样遵循着这个法则，有些事件看上去新颖别致，实则不过是循环着一条老路。 

早在1999年中国就有人提议重修圆明园，遭到了49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坚决反对；2004年又有专家提出重修方案，再次使社会舆论同声谴责；尔后，浙江某企业又宣布将筹资200亿元人民币，耗时5年再造这个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引发了一次全国性的声讨。然而，大众的反对声并没有使这个动议消解，在圆明园罹难147周年纪念日举办的“纪念圆明园建园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建筑学家汪之力先生呼吁，应尽快恢复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并按原样重建总体十分之一的建筑物。让圆明园成为保护世界文化的特殊纪念地。（据中新网10月19日） 

我注意到，此次专家的呼吁少了以往的“主旋律”色彩，也避开了盈利的说法，尽管如此，他们以“展示‘圆明园事件’、清朝的政治和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园林”为由，重修这个封建时代的皇家园林，仍然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因为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找到反对重修的理由。既然圆明园是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将失去应有的教育价值。从现代意义上看，它早已不是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而是被列强掠夺后的遗址，对其进行修复无疑是对那段屈辱史的掩盖，不但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背，而且会使之变得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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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踩踏事件是个危险信号[荐]
11月11日，国内传媒纷纷报道了一起发生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家乐福商场的踩踏伤亡事故，与沙特麦加朝圣发生的踩踏事件和韩国首尔游乐园发生的踩踏事件不同，重庆这起事件的肇始原因仅仅是一桶普通的食用油。据悉，家乐福超市沙坪坝店十周年庆,10日推出一款菜籽油特价促销，原价每桶51.4元的5升装菜籽油只卖39.9元。10日凌晨4点刚过，就有大量市民前往排队等候。上午8：20超市开门营业时，大量市民涌进抢购，事故因此发生。（11月11日《华西都市报》） 

对于这样的新闻事件，许多人自会发几声感叹。纸媒评论我不知道，当天网上的相关文章已经令人目不暇给——有人声讨商家安保措施不利，有人谴责监管部门管理手段缺位，有人指斥顾客道德水准低下，有人愤慨促销活动的恶劣。当然，也有一些人把目光聚集到了事件背后，从一桶油看到了民生问题。为了购买一桶便宜11.5元钱的食用油，争相拥挤，酿成了3死31伤的惨剧。这算不算民生问题不好定论，至少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并没有涉及到这个话题。即使人们有足够的想象力，也不好妄加评论，何况有专家说如今的物价涨幅并没有超出既定的范围，那么这个事件的结局也就注定是商家和顾客的行为属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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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借来的一个题目。11月19日腾讯网评论频道推出了个相关专题，汇集了几位知名学者的文章，总题如此。虽然有照猫画虎之嫌，还是觉得大致涵盖了人们的心理趋向，便也不觉得虚张声势。尤其在即将进入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好消息接踵而来：一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GDP年内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经济大国；二是法国社会研究所在德、意、英等国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绝大多数被询问者都认为目前世界上第二号强国是中国；三是韩报称中国的9省市已经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仅广东的GDP已超过了韩国。于是，看到一些人在主流传媒为之摇旗呐喊，“大国”、“强国”的喝彩声不绝于耳。相形之下，在虚张声势方面本人倒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据瑞典的《哥德堡邮报》说，人类进入21世纪的重要国际现象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飞速增长，由此带动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从30年前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世界强国”，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体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才走完的崛起之路。这时候，最关键的是许多中国人希望知道世界怎么看待中国的国力上升，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国际地位。准确地说，今天的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做好成为“世界强国”公民的心理准备，许多人无意识流露出来的是一些不健康的心态（原文如此）。所谓的“不健康心态”，我猜想，大概是一方面人们不承认自己的“强国”地位，另一方面却为自己进入“世界强国”而沾沾自喜。换句话说，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富裕的速度让自己都没有回过神来。

不管外国人出于什么心态，中国是世界强国的说法也不乏理论依据。论国土面积，中国位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之后，居第三位；论经济总量，中国的GDP仅次于美国、日本，已经跃居世界第三；论人口数量，中国一直高居世界之首。如此众多硬性条件显而易见，放在任何一个学术层面去考量，都是当之无愧。但是，中国一家网站调查显示，有65%的网民并不认可这个结论。开始还认为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学术问题没有兴趣，直到重庆家乐福踩踏事件发生才明白，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强国”概念，的确不是从民众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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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关注的角度与深度如何，“华南虎事件”也是2007年中国舆论界的一件大事。近两个多月来，围绕周正龙先生拍摄的“华南虎照片”所产生的诸多事情颇富戏剧效果：有人借此彰显政绩，有人借此宣泄情绪，有人借此匡正形象，有人借此广而告之。其中又是专家鉴定，又是官方调查，又是网友追踪……各方媒体更是蜂拥而动，“挺虎”、“打虎”两派互不相让，网上争论高潮迭起，涉及面之广，受关注度之高，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以致演绎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 

本来不想参与这类近乎于扯淡的事件，在我的心里，无论扯出多少微言大义，终究不过是打口水仗。如果不是包括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海外媒体也接二连三刊发相关新闻，任凭多少喧嚣也懒得去看一眼。据《联合早报》22日消息说，陕西省镇坪县县委常委于2007年11月18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周老虎”事件及对策。会议规定：不记录发言、只保留会议纪要，周正龙、谢坤全、谢坤元在会议开始时到会如实交待了伪造华南虎照片的全过程，会后三人被收缴了通讯工具，交县公安局看守所暂时关押。同日，华尔街邮报网援引《新快报》的新闻辟谣，以周正龙的话为题，说这个事件在“开国际玩笑”。至此，我知道这已不仅是中国新闻界的话题了，而具有了国际属性。 

我不是“打虎派”也不是“挺虎派”，作为罗普大众中的一员，华南虎照片的真假虚实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之所以像“赶时髦”一样也拿华南虎当回噱头，是觉得中国人开的这个“国际玩笑”有点过犹不及。本来嘛，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照片是真是假，完全可以由相关部门和专家做出鉴定，人们相信与否那是个人的认知程度问题，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甚至费神耗力去搞什么“全民运动”。就算华南虎的照片是假的，中国人也没兴奋的资格，如果不是那种不怕断子绝孙的掠夺和占有，号称“兽中之王”的老虎何以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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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记得在“张钰事件”闹得正凶的时候，由一家媒体作为策划专题推出过，本人之所以拾人牙慧，首先是觉得这个问题到目前还需要进一步寻找答案，其次是他们所论的“传媒公德”发人深省。因为一些不良记者无中生有，他们误导大众着实让人愤慨。短短几小时之内，一些新闻机构让“功夫巨星”洪金宝由生到死，又起死回生，其“专业水平”令人瞠目结舌。先是南京《现代快报》发布消息，言之凿凿称经过了英皇娱乐集团高层的证实，洪金宝确死无疑。而后即成了各娱乐网站的头条新闻，许多网站在第一时间推出了他的生平和纪念专题，网友又是献花又是哀悼。紧接着是其子对外辟谣，与此同时有媒体宣称已经联系上洪金宝，说他在山东某地正悠闲地品着普洱茶。 

谁也不曾料到，一贯号称“正统”的中国纸媒竟然如此轻薄，洪金宝的“死讯”让许多人大呼上当。由此可见，某些媒体“愚弄大众”的功夫已锤炼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先不说洪金宝去世的这则新闻是怎样出笼的，我猜测，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推出“独家报道”，之后正在拍摄的电影《武术》也会成为热议的话题。这种套路与电影中的武打场面一样早是陈俗不堪，于是许多人发出对传媒的公信力和记者的职业道德的质疑。这未免有些小题大做，因为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限于娱乐新闻的领域，“公信力”的问题应当有更宽泛的外延。 

就传媒人员的职业操守而言，对新闻话题秉承的是严肃谨慎态度，虽然娱乐新闻可以适度鲜活，但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一直属于职业禁忌。近年来，娱乐事件被某些媒体炒作得没了分寸，他们惟娱乐是瞻，诱发了一次次的泛娱乐化风浪。有些传媒推波助澜，对娱乐事件进行娱乐解读，以讹传讹，类似刘德华被杀、沈殿霞病危不治、赵本山死于车祸等等报道不计其数。直到当事人现身，谣言才不攻自破。有意思的是，在严格的审批制度下，这样的事件不仅屡禁不止，反而大行其道，进而使中国的传媒深陷一轮又一轮的诚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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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新年的前后，也正是某些人“弘扬传统文化”情绪最热烈的时候。有报道说，重庆在平安夜举行超10万人的狂欢活动。紧接着，又有消息称，西南大学华夏社的20多名同学身着汉服，在孔子像前表演了一场复兴传统文化的“酒礼”仪式，随后，还齐声朗诵了《关雎》、《鹿鸣》等《诗经》中的名篇。他们选择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举办这样的活动，目的是继承和传承民族文化，与“洋节”进行PK。（《重庆晚报》12月24日）

所谓“PK”，大致是因为不服气而一比高下的意思。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么个“洋词”不得而知，联想到去年圣诞节前，“十博士”穿着西服倡议抵制圣诞节、拒绝西方文化侵蚀的情景，不免觉得有点滑稽。不过，我相信有人这样做并不是无的放矢，从近年来的国学热，到《论语心得》、《品三国》的走红，再到传统节日的法定化，其中肯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恰如政协委员李汉秋所言，这是中国文化自尊、自觉的表现。

大概源于这样的认同感，近年来以信奉国学、提倡传统节日的名义抵制圣诞节便成了一种高尚的理由。谓之“高尚”，是人们往往把这样的行为拔高到爱国的层面解读，即使他们穿着西装满口“OK”、“PK”也能自诩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有意思的是，人们一方面是对“洋节”不分优劣横加拒斥，一方面却对国外的科技产品、社会文化等刮目相看。与此同时，树立传统文化的偶像也越来越成了时尚，几乎与国学沾边的人都成了一面旗帜。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人就不用说了，甚至连钱钟书、季羡林都被奉为了“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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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确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我们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需要首先搞清楚，我们为了什么去承担责任。人们要求我们报告毕业率、研究生院的入学统计数字、标准考试的分数，目的是为了在大学评价中提高“附加值”，人们要看研究经费有多少，教师出版和发表论著的数量是多少。但这些硬性指标本身并不能说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学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了。虽然了解上述指标很重要，它们也可以说明我们事业中的一些特别的内容，但我们的目的要远比这些宏大得多。因此，要解释我们的责任感，也更加困难。 

那么，让我斗胆提出一个定义来吧。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身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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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如果我长大以后一直保持农村户口，那么我就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非要到城市来？农村不很好吗？空气新鲜，又不像城市这么拥挤。”可是农村没有好的医疗条件，去年SARS好像让大家一夜之间发现农村的医疗保健体系竟然如此落后，物质供应也不丰富，因为农民挣的钱少，贵一点儿的东西就买不起，所以商贩也不会进太多货。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中买得起等离子彩电的农民毕竟是个别现象，绝大多数农民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于是我要进城，要通过自己的奋斗获得你生下来就拥有的大城市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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